治愈“近亲繁殖”顽疾须下猛药

日前，海南省儋州市畜牧兽医局原局长李昌充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去年11月，儋州市纪委监委对李昌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在查清其收受畜牧公司老板好处费近150万元腐败事实的同时，还牵出了该局“近亲繁殖、硕鼠成群”的贪腐窝案。（中国纪检监察报11月28日）

相关报道披露，李昌充在畜牧系统工作近四十年，2009年5月开始担任儋州市畜牧局副局长并主持全面工作。其时，他竟然放言： “当官了，再把近亲属等沾亲带故的‘自己人’安排进单位来，这样在儋州才显得有面子。”于是乎，其子被安排进畜牧局下属单位动物卫生监督所；堂妹进入畜种场当会计。除了自己的亲属外，畜牧局原办公室主任王某的儿子、原副局长张某的儿子也被他分别安排进畜种场担任要职。“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人利用负责和分管的业务，在工程、饲料、兽药、疫苗等供应环节做起敛财文章，逐渐形成管啥吃啥、各吃一摊、“硕鼠”成群的贪腐格局。李昌充被查处后，共挖出案件11件11人。其中，李昌充的儿子和堂妹也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进一步调查。

现实中，像李昌充这样在选人用人中优亲厚友、任人唯亲的领导干部，各地都屡见不鲜：甘肃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杨树军任人唯亲，选用干部讲亲疏远近，搞“一言堂”“家天下”；江西金溪县委原常委余平庚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配偶跑官要官；中国建设银行渠道与运营管理部原副总经理陈德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亲属在工作调动、承揽银行采购业务方面提供帮助；等等。从贵州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大搞家族式腐败、茅台集团及其子公司13名高管被查，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原书记李世镕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为其亲属安排调动工作，以妻子和儿子的名义在企业入股分红……这些腐败窝案背后，都离不开通过“近亲繁殖”搭建起的利益关系网。

长期以来，“近亲繁殖”花样不断翻新，却始终难以根治，和选人用人制度执行不到位以及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根深蒂固的封建特权思想都有关系。很多领导干部利用所谓合理的程序规避制度监管；还有些干部特权思想严重，总想着用权力干涉选人用人制度，照顾自己的家庭或者家族利益，无视组织纪律和规矩。

细数近些年中央和各地的巡视反馈通报，“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等屡屡被提及。每逢招聘季，用人单位招考公告中的回避条款总能引起社会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近亲繁殖”现象在一些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高校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成为选人用人领域一大顽疾。有些干部把亲属安插在重要岗位上，把公权私用，把单位变成“家天下”，影响非常恶劣。

 “近亲繁殖”问题在严重损害选人用人制度公平性，给政治生态建设带来阻碍的同时，也会影响年轻干部的成长，伤害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积极性；领导干部公权私用，在选人用人方面培植私人势力，自立山头、党同伐异，部门和单位内部慢慢形成各类团团伙伙，人情大于纪律、关系高于规矩，会逐渐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非正常现象。

治愈“近亲繁殖”顽疾，须下猛药。“近亲繁殖”势必会滋生出畸形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2016年，中央组织部修订印发《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明确提出不准任人唯亲，不准突击提拔调整干部。去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在一个地方或者部门工作时间较长的”是交流的主要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长期在同一单位任“一把手”带来的“近亲繁殖”隐患。此外，《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和公务回避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等相关规章制度相继出台，进一步加强对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在任职岗位、招录评聘等方面的监督约束。

据报道，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将于11月29日举行。此次招考公告中对“亲属回避”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报考者不得报考录用后即构成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所列情形的职位，也不得报考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用人单位的职位。”

监督机制越完善，滋生腐败的空间就会越小。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斩断“近亲繁殖”链条作为选人用人一个重要工作着力点，加强对选人用人领域的监督检查。唯有将长效的监督机制和雷霆手段相结合，才能让制度规范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