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公函求助”暴露的真问题

近日，一份名为《关于赴贵市就医相关事宜的函》的文件在网上引起热议。该文件落款为桂林市纪委宣传部，并盖有疑似该部门的公章。文件里，一位自称为桂林市纪委宣传部干部的人士请广州纪委协助“找一位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权威专家。”当事人回应北青报记者，“内容属实，家里很急，想通过组织找个专家。”桂林纪委宣传部一工作人员表示，“这一情况正在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该教育的一定会教育。”（8月11日 大众网）

近日，一位自称为桂林市纪委宣传部干部的人士给广州市纪委发出一份求助公函，公函称：“本人曹丽萍，女，桂林市纪委宣传部干部。近日，我家外侄（8个月）在桂林市医学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悉闻贵地人民医院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方面具有传统优势……恳请协助找一位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权威专家。”作为一个长辈，曹丽萍的表现可圈可点，让人钦佩，但能作为一个纪委干部，如此乱作为，却让人不得不摇头叹息。

近年来，“公函求情”在各地屡屡出现。2010年陕西省一起矿权纠纷的官司中，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给最高院发函称“如果维持原判，将对陕西稳定和发展大局造成较大的消极影响”；2014年四川省眉山市气象局官员郑洪雁开车撞死路人后，其所在单位以组织的名义请当地法院对郑免予刑事处罚……发公函请求协助其侄子治病，虽然和上面两起用公函赤裸裸干预司法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公函姓“公”，用公函来办自己的私事，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公函是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间商洽和联系工作时使用的一种文体。公函既然是正式的官方书信，肯定就不应该用来干与公事无关的东西，这自然包括为自己的侄子求助，要求对方为其侄子寻找心脏病专家。如果对方答应公函求助，肯定会派工作人员去寻找当地医院的专家，帮助联系治疗的时间，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典型的不务正业？

如果因为侄子患心脏病很着急，就可以用公函向其他单位求助，请求对方协调解决问题，那么明天哪一个领导干部的老婆、孩子、父母患重病，是不是也可以用公函四处求助，这样满天飞的公函求助，还让不让干部职工安心工作？而且有公权力的人遇到问题，可以公函求助，老百姓遇到问题就只有干瞪眼了。这样看来，领导干部用公函求助肯定会加剧社会的不公，让有权好办事成为整个社会的“潜规则”，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侄子生病，作为长辈，关心无可厚非，但这种关心不是假公济私、违规违纪的理由。希望相关部门对此深入调查，依规依据处理此事，让这样的滥用职权失去生存土壤。